“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 

近日，在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关于“摩擦性失业”的提法引发热议，甚至不少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

事实上，摩擦性失业是三种常见的失业类型之一，另外两种是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而对失业现象进行更加细化的专业区分，就能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控制与纾缓。

比如，一般认为，和结构性失业相比，摩擦性失业是短期的、暂时的。而当前青年群体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则是因年轻人对未来有着更高预期，因而也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满意的岗位。

认识到摩擦性失业这一现象的本质特征后，我们就能在相关政策举措方面针对性地跟进，从而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保障社会经济更好发展。

2021年4月14日，北京电影学院举办2021年春季校园线下双选会，一家招聘企业打出“六险一金”“肩颈按摩”吸引毕业生。

摩擦性失业是短期正常现象

失业，既是社会经济中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又是宏观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因其所牵涉千丝万缕，关系到社会民生、产业发展、国家经济等各个层面，失业也一向为学界、商界、政府部门和社会所共同关注。

上世纪30年代，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长期且大量的失业。而传统理论对这一时期的失业现象的解释却陷入了僵局。此后，70年代的滞涨时期出现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持续高涨的现象，失业问题再次加剧。

而较近的是，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失业率骤升。也就是说，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或伴随失业问题，而失业往往又会加剧社会问题。

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率先提出非自愿失业的概念，开始将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前者是劳动力市场中短期存在的正常现象，后者则为反常现象。而随着不同时期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爆发，许多经济学家不断深入研究，并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和更成熟的模型。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均衡失业理论被提出。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皮萨里德斯给出的摩擦性失业解释是，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的失业现象。

皮萨里德斯和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莫腾森，也对此构建了完整的模型，形成了系统性阐述。

2021年6月18日，北京西城区永安路招聘会现场，工作人员解答前来咨询的市民提出的问题。当天，天桥街道永安路社区红蜡烛就业驿站正式启用。

减少政策性摩擦是当务之急

从理论和实践看，摩擦性失业在全球范围内始终存在，我国也不例外，过去对此也有不少讨论。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但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落户等还存在不少政策限制，摩擦性失业表现突出。而近些年，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土地流转和用途改变不断发生，部分农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性失业现象。

这些问题被提出后，都得到了重视，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更多政策的放宽、支持，不仅将其造成的影响降低或消除，还为市场注入了更多流动性和活力，也支持了民生福祉和经济发展双同步。

这是因为，摩擦性失业理论本身就认为，市场供需双方并不少空缺，只是因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政策不支持等原因未能有效、及时对接。因此，最重要的解决方法就是去除行政藩篱、提高政策效率、加强信息透明度。

唯有加大“放管服”力度、减少政策冗余和政策摩擦，才能降低摩擦性失业，让市场流动起来、让就业红火起来、让经济繁盛起来。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丰富和成功的实践经验。而近些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也是在减少摩擦性失业。

这一次，“摩擦性失业”又成为舆论关键词，主要原因，还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带来的“摩擦”。这场疫情在2020年上半年几乎让全球停摆，其造成的就业摩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我国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手抓，将其“摩擦”减到最低限度，也因此才有了经济正增长、出口创纪录、民生就业有保障。

而今，疫情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新冠病毒的传播特性仍在不断变化，反反复复地给世界带来影响，摩擦性失业也因此不断发生。当前，国家层面不断要求各地科学防疫、保证市场流通等，正是在着眼于减少这种摩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摩擦，很大一部分是政策性摩擦，即政策不能对接、不能顺畅、不能疏通造成的摩擦，减少政策性摩擦是当务之急。比如，部分地方较为粗犷简单的防疫行为和方式，导致人流、物流阻碍，放大了这种“摩擦”，致使就业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找源头、下气力，及早解决。

尽管，一般认为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不一样，并不存在就业市场的根本性问题，但要知道，它们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如果摩擦和结构扭曲长期存在，就业所受影响时间较长，就业岗位和居民收入都受到影响，则必然会形成对经济周期性的影响。因此，解决摩擦还要迅速、及时。

当前的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摩擦”客观存在。但既然已经把摩擦性失业当作一个大问题提了出来，势必需要重视如何去从源头解决、纾缓。用科学、专业、精准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来减少这种摩擦，方能更好体现我们的发展智慧。

原文刊于新京报专栏，作者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58405460168359.html?shareuser=15767688181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