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应该怎样理解本次会议提出的“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新型消费”及“新的消费增长点”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如何？应该怎样优化消费环境？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进行了专访。

“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更着力于高质量发展

记者：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您看来，应该怎样理解“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

万喆：“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市场学当中，消费实际上不只包含消费意愿，还包含消费能力，所以“有潜能的消费”实际上也顾及了一个高质量发展当中的现实性问题。

“有效益的投资”也是一样，也就是说过去的投资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存在着比如效率相对不够高、主要注重规模效应等情况。

实际上消费和投资都不能光看它的规模，更要看它的质量。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来看，“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实际上也都是更着力于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基点。

记者：会议提出，要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对于会议提出的“新型消费”以及“新的消费增长点”，您觉得它们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如何？是否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

万喆：首先从需求端来看，消费升级是从疫情前就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财富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居民的消费观念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渐次升级乃至跃迁的过程。

这几年消费转型升级实际上是从两端发力的：一方面，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体来看是逐步提升的，因此居民的消费品从初级消费品升级到了一些非必需的消费品，乃至文化精神上的消费；另一方面，居民的消费在近5~10年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的消费，这类概念越来越成熟，大家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有适应性，所以这次会议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等，实际上都是消费升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项目。

从供给端来看，一方面，当前优质企业的供给增加，比如世界500强企业、大型独角兽企业或者一些新型的数字化企业，乃至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10年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越来越丰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成熟完备，比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

应该说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消费的转型升级是一脉相承的，新型消费里的一些新型供给，实际上都是整体经济转型升级下供给和需求同时都在转型升级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文娱服务，包括绿色数字这方面的供给，比如跨境电商、短视频、“新三样”等，不仅覆盖了国内，而且在东南亚等亚太地区，包括“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都迎来了新的消费市场和空间。因此，我认为新型消费和新的消费增长点未来会释放出很大的增长潜力。

优化消费环境与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体两面

记者：会议提出，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您怎样看传统消费的提升空间？

万喆：传统消费实际上也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尽管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还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下沉市场的空间仍然是存在的。

过去我们也一直强调稳定扩大传统消费，比如汽车下乡等，都是对于消费升级在不同地区或者不同消费层次上的人群的一种促进。我们看到，一些在做下沉市场的企业，如果能够不断深耕，发展是非常快的，发展空间现在来看也仍然是很大的，所以我认为传统消费仍然有足够的提升空间，但这要求企业要提供更好、更细致的服务。

另一方面，传统消费其实也要向新型消费来转型升级，比如家用电器和汽车，也要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样即使是在下沉市场当中，也可以更多地利用转型升级的优势来挖掘更多的市场空间。

所以传统消费的提升空间既有对下沉市场的进一步覆盖，另外也要在把传统消费变成更新型消费的基础上来进行市场的铺陈。

记者：会议强调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您认为应该怎样优化消费环境？

万喆：优化消费环境跟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体两面的。经济发展有供给端和需求端，从供给端来讲可能是一些制造企业或者服务提供企业，需要优化它的营商环境，主要还是要做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样一个整体环境的托举。

对于消费环境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首先在市场化方面，过去一段时间提出了统一大市场的概念，统一大市场实际上也是对消费环境的一种优化，因为当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垄断市场或者区域性的隔断市场时，往往既对供给端来说是不友好的，同时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不实惠的，如果能够破除这样的市场壁垒，当然就是对消费环境的优化。

其次，在法治化方面，比如对消费者的保护，地方上是不是有非常好的服务条件，如果把公共服务管理能力来加强对不良企业的管制、对正当维权的支持，实际上也是优化消费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三，消费环境目前不只针对于商品，也包括服务，因为在新消费乃至消费升级里面，包括健康消费、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更多蕴含的是服务性消费，而服务性消费实际上非常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良好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具有充分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意识。

消费者在进行服务性消费时，需要的是整体服务，比如交通是不是便利、价格是不是合理、治安是不是稳定，乃至于出现问题以后是不是有很好的解决或者救济渠道等。比如今年上半年大热的“淄博烧烤”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只要消费环境不断优化，自然就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消费者的消费潜能。

原文发布于《每日经济新闻》；受访者万喆，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s://www.nbd.com.cn/articles/2023-12-12/31612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