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强调，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 “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制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正是在报告“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中提出来的，而且是在任务的第一项“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彰显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的紧密关系，以及数字化、智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关系，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部署更为细致具体。

当前，我们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必须“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国际循环存在干扰”，“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近年来，全球政经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不断，“逆全球化”思潮盛行，部分发达国家拉“小圈子”、筑“小院高墙”，针对中国搞技术封锁。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均明显放缓，我国TFP增速回落势头加快。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重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需进一步促进投资和消费。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但更重视高质量发展，强调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目标进一步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相契合。

因此，未来一方面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促进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别强调“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与此同时，数字化的创新发展与人工智能的进步，或将对所有产业与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或正处于技术革命爆发的前夜，技术创新与突破日新月异。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由可以为人类工作生活提供帮助的“弱人工智能”，逐渐变成能够比一般人类“做得更出色 ”的“强人工智能”。其输出的强大性，意味着在人工智能基础上的垂直领域整合与融合将发生深刻变化。正如互联网带来的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变化，技术加持下的垂直细分领域已经不再是“1+1”的关系，这是“1*1”，即不同行业未来可能会融为一体，产生新的产业网络与互动。此外，横向来看，跨地区的交流、交易、交互会愈加便利，会有更宽的“新基建高速公路”，娱乐、影视、文化类等服务的需求也会越大，服务贸易的附加值、重要性都会得到提升。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阶段，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联动性在发生变化，未来企业与产业的商业生态、商业模式等可能都会产生深刻变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整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也会相对较大。因此，未雨绸缪，进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提前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为技术竞争和经济发展奠定较好的基础。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巨大市场面临挑战也面临机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让更多新产品、新服务出现，创造能够孵育创新能力的土壤至关重要。在集中力量攻克一些“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同时，也更加需要包容、宽松的创新和营商环境。大量创新都是量到质的蜕变，都是市场反复博弈后无形的手“挑选”出来的。我们如何面对、理解和创造“新质生产力”？监管与创新要能够形成高效的协同发展关系。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整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技术，并带动产生了新生态，一个新的技术突破往往会改变商业模式，甚至改变社会生产方式。过去看上去不相干的产业在新链条中的价值影响，可能需要更新的认识和判断。正如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互联网能够做什么，也难以预知人工智能会走向何方。监管的理念一定要跟上日新月异的全球创新速度。新一轮价值链重整中，必然会有价值链上元素的重新分布和重新嵌合，因此，新理念对“价值”的认识不能因循守旧或狭隘化，必须要全盘考虑、给出空间、鼓励创新、放眼未来。

作者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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