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增长趋缓背后

中美两个大国几乎同时进行了十年一度的全国人口普查，其结果再次印证了，人口增长趋缓是全球趋势。

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目前为14.1178亿，比2010年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而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0.57%。

2021年4月26日美国普查局发布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2020年美国总人口约为3.3145亿，比2010年增加7.4%，却是自上世纪30年代（增长7.3%）大萧条以来的最低增长率。

从最近30年的人口变化情况看，中国1990年到2000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07%，即当时的十年增长超过10%，是人口较高速增长期。此后均降为5%～6%，且呈逐渐下降趋势。而最近三个十年期间，美国人口增长率急剧放慢，从上世纪90年代增长13.1%，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增长9.7%，再到第二个十年的增长7.4%，已经进入人口低增长时代。

其中主要原因，当然是生育率的不断降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生育率一直在下降。2019年的生育率降到1.70。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布的最新报告则称，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创下新低，每1000名女性生育1637.5个孩子。这也是美国新生儿数量连续第六年下降，创1979年以来最低。中国的生育率也连年下跌，根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数据，2020年出生且登记的新生儿数量是1003.5万。2019年同口径是1179万人。这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一度超过6%，跌至本次普查的1.3%。自2016年至今，生育率几乎连年保持低位甚至下降。中国虽仍是人口大国，但已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2021年6月25日，日本总务省公布了国情调查速报数据。截至2020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62亿人，按联合国数据排在世界第11位，自1950年各国有比较数据以来首次跌出前十。图为日本东京街头。

马尔萨斯的悖论

 

事实上，全球对于“人口”的认识，一直在动态变化之中。

255年前，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出生了。他毕业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受到法国大革命政治陶醉的影响，学术界洋溢着极端乐观主义，他们描述中的未来社会充满善与美、希望与热爱，而将战争、犯罪、痛苦、传染病等都规避和抛弃了。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出版了一部影响世界和历史的巨著的最初版本《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并论戈德温先生、M.孔多塞和其他学者的推论》，匿名很快就被“识破”，马尔萨斯一举成名。

此书炙手可热，连续再版，1830年以今天我们熟知的名称《人口原理》出版，成为世界人口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马尔萨斯的原理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人口如不受限制，就会以几何级数不断增长。他估算，世界人口总数每25年就会增加一倍。囿于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缺陷，马尔萨斯始终未能进行科学、精确的估算，因此承认这种所谓“每25年翻倍”的增长率既不是最大增长率，也不是必然的实际增长率。二是，食品供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在最充裕时，也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率增长。对于这个命题，马尔萨斯也未能给出科学性的支持，而是暗示，农业是服从收益递减规律的。他显然没有考虑到，农业技术并不会是永久停滞的状态。当技术进步，所谓的农业收益必然递减规律就受到挑战。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经诞生就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最受争议的理论之一。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七篇中提出，不管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如何完备，“在我们看来都是十分不正确的”，“只是抽象地提出了人口的可能增加，并没有根据现实同动植物的积极增长相比较，因此他只看到了比较不利的情况”。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把大多数人口论者批判为“新教牧师”，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有着浓厚的自然神学意味，其实是在暗示穷人的悲惨生活是命定的，甚至为了整个人类获得最终幸福而进行的人口控制也是分阶级的，富人就可以通过推迟婚姻的方式获得道德的救赎，而穷人则只能接受疾病、瘟疫、饥荒的审判。

马尔萨斯生前和死后都备受指责和诋毁，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写道，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受人侮辱的人”。但也必须承认，批评与指责是其中一部分，许多学者和公众还是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认为它可被看作“公理”。凯恩斯也为马尔萨斯的理论做了辩护。李嘉图虽然在一般经济理论上与马尔萨斯争论不休，但也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肯定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

此一时彼一时

 

尽管不甚科学，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仍给世界对未来的认知和各国人口政策带来极其大影响，导致人口增长广受限制的趋势。这其实和人类经济发展史有关。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虽有万年生存史，但一直处在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窘迫状态中，物质资料匮乏，生存环境严酷。同时，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因为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交互。公元1000年左右，欧洲人口有了相对稳定的增长，但14世纪后肆虐的“黑死病”在1340～1400年间导致欧洲人口锐减1/3，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欧洲人口继续惯性减退，直到16世纪中期也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因此，当时的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人口增长是巨大财富，必须鼓励人口增长。亚当·斯密就说，“任何一个国家之繁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居民数量的增长。”

工业革命开始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极大的进步，随着物质资料的逐步充盈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健康医疗水平提高，人口增加变成了自然趋势。有数据显示，公元元年，世界人口约2.5亿，年增长率不足0.04%; 1750年增至7.7亿，年增长率微升至0.06%; 1950年猛增至25.2亿，年增长率接近0.6%；2000年突破60亿，年增长率高达1.75%。尤其在二战结束后，由于战争损害补偿效应出现“婴儿潮”，世界人口迅速增长，开始对食物需求和资源环境形成新的压力。

不难看出，为什么在人口开始稳定增长的初期，正是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原理》的时刻。而从人口增长较快的20世纪中期开始，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人口思想认为，人口的快速增加造成了地球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给人类发展带来严重危机。这方面的名著包括：美国皮尔逊和哈勃在1945年出版的《世界饥荒》，赫茨勒1956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危机》，埃利希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英国学者泰勒1970年出版的《世界末日》，米多施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等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人口思想宣传的人口危机观点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影响。

按照马尔萨斯的论证，只要人口增长达到可供食物的最大限度时，各种抑制手段就会自发起作用。尽管马尔萨斯承认“无论对人口抑制采取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迫使人口数量降低到生活资料允许的水平”，但他难以预见到，进入21世纪，人类对自己族群的继续增长有点“失去了兴趣”，并非因为生活资料不允许。

当不久前一些人口学家大声疾呼“控制人口”还余音绕梁时，全球人口的生育率已经降到历史低点，“增长的极限”并非因为“人口炸弹”或“世界饥荒”。正相反，很多地方基本解决了饥荒，但人们却越来越不想再为人口增长大事做贡献了。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并提出各种鼓励、促进、刺激生育率的政策方案。

事易时移的调整

 

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我国人口总数超过10亿。当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中央中央在1980年就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团员的《公开信》里，曾经这么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1年11月，我国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无论是30年前，还是300年前，人们恐怕难以料想，有一天我们有14亿人实现了全面脱贫，又开始为生育率太低而烦恼。而这恰恰是中国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全面进步的写照。

2000多年前，中国的《吕氏春秋》里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人类在千万年历史进程中，出于本能想要壮大自己的族群，和自然进行抗争，但是，什么叫“壮大”，什么叫“抗争”，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当年马尔萨斯提出他的人口论，在当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在生存质量上取得了自己过去难以想象的突破，改变了生态环境。自然而然地，解决一些问题也意味着产生另一些问题，怎样取得一种合乎新逻辑的平衡是永恒的挑战。生育率走低是全球趋势，一时难以逆转，但不同时期对人口理论的认识会发生变化，并带来实际操作层面的政策调整，则必然且必要。

原文刊发于《世界知识》2021年7月16日；作者万喆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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